1 前言
历史教科书说，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敲开了清朝的大门，清朝也因此和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而因为清朝的落伍，导致清朝不敌英国.
教科书却未曾告诉我们，清朝落伍在什么地方，当时清朝的正确之途又在何方。
而这些内容，《天朝的崩溃》都会告诉我，还原历史，以当时人的眼光，再去审视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
以史为鉴，以彼「天朝」审视此「天朝」。
2 军事力量
尽管现代人已对战争下了数以百计的定义，但是，战争最基本的实质只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
鸦片战争中英武器的水平，概括来说:
英军已处于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2.1 武器装备
2.1.1 火器
火药和管型火器都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一直处于前科学时期，没有形成科学理论和实验体系，使中国火器发展受到了根本性制约。
至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不是中国发明的，而是仿照明代引进的「佛郞机」，「鸟铳」等西方火器样式制作。
由此可以说，清军使用的是自制的老式的「洋枪洋炮」，就样式而言，与英军相比，整整落后二百余年。
2.1.2 火炮
清军使用的火炮，如同其鸟枪，其原型可追溯至明代。 清军的火炮从样式上，主要是仿照西方17世纪至18世纪的加农炮. 与英军相比，清军火炮在样式及机制原理上大体相同，但两者的差别在于制造工艺引起的质量问题：
铁质差
工业革命使英国的冶炼技术改观，铁质大为提高，为铸造高质量的火炮提供了良好的原料。
清朝的冶炼技术落后，炉温低，铁水无法提纯，含杂质多，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气孔气泡多，容易炸膛：
关天培称，在1835年，他在佛山制造59门新炮，试放时就炸裂10门，损坏3门。
清军针对此问题主要采用两策: 一是加厚火炮的管壁，使清军的火炮极为笨重，数千斤巨炮，威力还不如西方小炮； 二是使用铜作为铸炮材料，但铜资源缺乏
铸炮工艺落后
英国已经使用铁模工艺，并使用车床对炮膛内部加工，使之更为光洁。
清朝此时仍沿用落后的泥模工艺，铸件毛糙，又未对炮膛做深入加工，致使炮弹射出后，弹道紊乱，降低射击精度。
英方因此科学的进步，对火药燃烧，弹道，初速度等方面做研究，使火炮设计较合理。
炮架和瞄准器具不全或不完善
炮架是调整火炮射击和高低夹角的器具，清军对此不甚重视，火炮没有炮架，只是固定严重限制了射击角度。
又没有瞄准器具，只能靠经验操作，全凭感觉。
炮弹种类少，质量差；
英军的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爆破弹等，而清军只有效能最差的实心弹，且弹体粗糙，弹径小。
2.1.3 火药
与枪炮相关联的，是火药。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火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皆为黑色有烟火药。
然而，因为质量问题，使中英在火药上的差距大于前面所提到的火炮。
这里面的关键，是科学和工业。
1825年，歇夫列里在经过多次实验后，提出了黑色火药的最佳化学反应方程式，英国据此方程式，配制了枪用发射火药和炮用发射火药。
除了科学带来的理论进步外，工业革命又带来了机械化的生产，通过先进的工业设备，提炼高纯度的硝和硫； 使用蒸汽装置和水压机进行火药加工，使颗粒均匀，保证优良品质。
而火药虽起源于中国，发展却主要凭借经验，鲜有理论的层层揭示，也靠手工制作，靠舂碾，颗粒粗糙。
2.1.4 舰船
对照中英武器装备，差距最大者，莫过于舰船。
英国海军为当时世界之最，拥有各类舰船400余艘，其主要作战军舰仍为木制风帆动力，似与清军同类，当相较之下，有下列特点：
- 用坚实木料制作，能搞风涛而涉远洋
- 船体下部为双层，抗沉性能好，外包铜片，防蛀防火
- 船上有两桅或三桅，有数十具风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
- 军舰较大，排水量从百余吨到千余吨
- 安炮较多，有10至120门不等
此外，诞生于工业革命末期的蒸汽动力铁壳轮船，也开始装备海军。
清军的海军，时称“水师”，并不以哪一国的舰队为作战对象，其对手仅仅是海盗。
2.2 兵力与编制
武器装备有着物化的形态，其优劣易于察觉，因此不同的人们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清朝处于兵器上的劣势。
许多人又不约而同地指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力上的优势
单从数字来看，这是事实。 清朝有八旗兵20万，绿营兵60万，总兵力达80万，而英国远征军，海陆军合并计算，大约7000人。
但就作者考证，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
以绿营军为例，绿营军大多是以数名，十数名，最多数百名（200名）分散在当时的市镇要冲等地。 清朝是靠武力镇压而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军队是其支柱，而当时清朝没有警察， 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了清军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
所以理解成，总兵力80万，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警察和城管，打小贩可能在行，打英军就不大行了。
因为清军没有常备的国防机动力量，因此抽调是鸦片战争中清军集结的唯一方法。 而鸦片战争中每个省能抽调的兵力，不足万人（四川最多是7500人），所以只能从各地，东拼西凑出兵力，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更要命的是清军的调兵速度，鸦片战争期间，清军调兵的大概速度是，邻省约30至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 如此缓慢的调兵速度，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
当时英海军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约60天，从印度开来约30至40天，即使英国本土开来也不过4个月。 蒸汽机的出现，轮船的使用，又大大加速了英军的速度，从孟买到澳门，只需25天。
也就是英军从印度调兵，可能比清政府调兵还快. 何况，英军坐船，清军靠人力，劳师远征，到达战场也没法形成战斗力。
2.3 士兵与军官
清朝的兵役制度是一种变形的募兵制。早期的八旗是兵民合一的制度，清入关后，人丁生繁，兵额固定。 绿营兵募自固定的兵户，与民户相比，兵户出丁后可免征钱粮赋税。
清兵收入不高，大抵可养活自己，但无法养活家人，因此兵丁大多去有第二职业. 把当兵当作固定的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值班充差操演时上班打卡，其他时间则操持旧业。
清军军官的来源，主要是两途：一是行伍出身；二是武科举出身。
正如认为八股文可以治天下一样荒谬，清代武科举场内考试项目是武经七书（《孙子》，《吴子》这些）. 与近代战争的要求南辕北辙，因为很多考生不识字，导致错误百出，因此武科举以外场为主，集中一项，即拉硬弓。
清代军官的升迁，除军功外，均需考弓马技能，若不能合格，不得晋职。
用今日的眼光观之，这种方法挑选聘出来不过是一句优秀的士兵，而不是领兵的军官。
由此，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军官只是一介鲁莽武夫，「不学无术」成为军官的基本标志。 军人的身份为社会所鄙视。所谓无官不贪，军官也不能免俗。主要手段有：
- 吃空额：这个就是人人知详的手段了。
- 克兵饷：传统手法
- 创意手段：浙江军官出售兵缺（毕竟是国企岗位）；广东绿营开赌收费；福建水师就比较有创意，将战船租赁给商人贩货运米
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在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大量逃亡，坚持抵抗者殊少。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人的因素可以改变客观上的不利条件，又似毫无基础可言：毕竟，清军已经腐败。
3 政治与文化
3.1 定于一尊
自明朝废宰相之位后，中国王朝政府已经没有首相，皇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由皇帝独断朝纲。 清朝有着宰相之名的军机大臣，不过是按照老板意思，草拟旨意的秘书。
这种政权体制下，一切的决断都由君主作出，也就一切都取决于君主的好恶与见识。
如果是个英明无比的君上，大概能发挥该政体的长处. 但君主能成为君主，不是因为他有着治理国家的才能，只是因为他是上一代的君主的几个继承人之一。
因此，从统计学来说，出现一个平庸之主的概率就会非常大。
而英国当时已实行君主立宪，由首相代替国王治理国家，首相有对应选拨淘汰机制，不至于久为庸人。
人臣诸事听命于君主，没有任何的灵活性（除非是抗旨不遵），也不想因此做事而承担相应的任何责任。 这一幕，似乎在当下，又再度重演。
全书看下来，把权力全部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有着巨大的风险与弊端。 各级政府有处理事务的责任，但却没有自由采取措施处理事务的权利。
事事都要先问询君主，而君主对事情发展的了解，仅限于臣下的启奏， 臣下出于种种考虑，又不会（或不能）把完全事情的全貌告知君主，导致决策最需要的信息疏漏，让君主决策时误判。
又因为决策错误的责任不能归咎于君主，因此决策失误，人臣也很难指出，只能任由事情发展； 而臣下为了避免背上违背上意，抗旨不遵的责任，避免做多错多，往往又会听任问题发展，直到出现更大问题。
这是严重缺乏灵活度和弹性的制度。 在黑天鹅来临时，君臣按此种方式来处理突发事件，非常容易让事情的严重性和后果扩大，直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英军的来临是黑天鹅，疫情的到来也是黑天鹅。
关于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分析，可以参考《皇帝与官僚：「上面」与「下面」》：
3.2 天朝上国与蛮夷
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并以其优越性，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
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沉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
在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 皇帝直接统治的区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 而周边的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 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
3.3 奸臣与忠臣
在清政府禁止鸦片这种败坏国民的货物的贸易，销毁无数鸦片之后；英国贸易负责人向英国求援，请求派遣军队，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当时的中国元首，最高领导人道光皇帝在知道有胆敢犯上的蛮夷军队时，自然是一心剿灭。 不成想蛮夷军队，船坚炮利，连克广东城市，而又闻其是因为林则徐禁烟，受了「冤屈」， 找大皇帝作主伸冤，因英夷「情词恭顺」，于是心思由剿转向「抚」。
而主抚停战期间，辗转听闻了臣下转述的，已经隐瞒许多实情的和约要求，又大为火光，旨意顿变，由主「抚」转向「剿」。 至此，大皇帝心意已决，「剿」，且天朝无任何败之理由。 直至，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切断北方的粮食运输，道光妥协求和。
令人惊讶的是，主持过战局的12个官员，几乎没有一个是如实向老板反馈实情的. 以致于到鸦片战争末期，道光老板还觉得英军只是船坚炮利，但腰硬腿直，不擅长陆战。
每个主持的官员，战前都是和老板说，武备准备充足，定叫英夷有来无回。 但每场战争之后，老板收到的是城破师溃的消息，当然，下属不会直说，而是以各种故事来包装，美化自己，比如皆因汉奸协助云云。
在鸦片战争中，主持战局的，除去林则徐，历史刀笔下的诸人，大多是「奸臣」，「卖国贼」。 为何会导致这种结果呢，而他们是否真的卖国呢？作者就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 尽管皇帝握有近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
但当时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 由此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致使国运败落； 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拨月见月。不是党的政策不好，只是下面的人执行变了形，党是英明的。
这一模式使皇帝直接免除了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
此外，按照「夷夏」的观念，这些蛮夷胆敢进犯天朝，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来一个「大兵进剿」，杀他个片甲不留。 既然「剿夷」是唯一正确之途，时人也就合乎逻辑地推论: 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剿夷」不力，之所以「剿夷」不力，在于有「奸臣」的破坏，能对战局产生影响， 肯定不止一个奸臣，那些战败的官员，一定没有尽忠报国。 与奸臣截然对立的，是忠臣的精忠报国。
于是，时人把希望寄托于或阵亡（如关天培），或主战到底的官员（林则徐）。 他们的结论是：只要重用林则徐，中国就可能胜利，如果沿海彊臣均同林则徐，如果军机阁均同林则徐，中国一定会胜利。 看完全书的人会意识到，林则徐只不过是和其他人一般的清朝官员，只是开明些罢了。
忠奸论所能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奸臣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 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不需要做改革。
忠奸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 也就是，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端，不是中华的落伍； 反而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
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4 失败的价值
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天朝的崩溃》成书为20世纪末，人们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呢？
也有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么才能赢得这一称号。
人们只有明白看清了过去，才能清晰地预见未来。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而认清弊端，是修正弊端的必经之路。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