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册，介绍罗马的时候，总离不开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克里特岛。因为特里克岛比希腊本土更靠近当时的先进文明之国埃及。新的文明往往出自自身的周边
1 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文明的鼎盛时期据说是在公元前1700年到前1500年前后（要用据说一词，大概是因为太久远，没有相应的史料）。
以公元前1350年前后为界，爱琴海的主人克里特文明急速衰退，不清楚是大地震的缘故，还是因为来自希腊本土的进犯。
总之，到了公元前1350年前后，首都克诺索斯遭到破坏，优雅而华丽的克里特文明敲响了晚钟。
2 迈锡尼文明
曾经的周边变成了中心，在它周围又形成了新的周边。位于希腊本土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一带成了希腊文明新的中坚力量-历史上称为迈锡尼文明。当时好像还是军人统治的国体，这些军人因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而为后世的我们所熟知（的确令人惊讶，这样的世界名著，竟然成书于3000多年前）
然而，以公元前1200年为界，迈锡尼文明也消失了，作为迈锡尼中坚力量的人或被杀，或被逼为奴，从而被彻底挤出历史的舞台，被北方南下的多利亚民族所消灭。在此以后，整个希腊沉寂了整整400年，公元前1200年至前800年长达400年的沉寂时期，在希腊史上称作“希腊的中世”，意思是一切归于沉寂，夹在以活跃为特点的两个时代的时期。
3 城邦国家时代
公元前800年前后，希腊人走出他们的“中世”，进入统称为城邦国家的时代。由多利亚人建起来的斯巴达和因多利亚人入侵而出逃的阿卡亚人建立的国家雅典成为城邦国家的代表。随着城邦国家的诞生，希腊人开始了向海外的殖民运动。
希腊人的殖民运动分两个时期进行，第一次是殖民运动是在公元前9世纪末到前8世纪初，殖民对象主要集中在小亚细亚西岸。爱琴海的意思是多岛海。
第二次殖民运动是在第一次殖民运动之后，即过去了约半个世纪的公元前8世纪中叶前后。这一时期的殖民范围从爱琴海扩展到整个地中海。
希腊本土的希腊人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意大利南部，在海上可以与他们抗衡的，在当时只有由腓尼基人殖民而建起来的迦太基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元前8世纪是向海外发展的时期，也是充实国内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最能有效发挥希腊人活力的城邦国家，而希腊人发明的国体–城邦–的代表就是雅典和斯巴达
3.1 雅典
3.1.1 贵族政体
传说中雅典的创立者是推翻了克里特暴君米诺斯王的忒修斯，雅典初斯的政体是王政，并于公元前8世纪改为贵族政体。
在该政体下，9们贵族出身的执政官在一年的任期内，分管内政，军事和宗教，由其他贵族组成的长老会辅佐，自由市民组成的市民大会没有发言权，形同虚设.
3.1.2 梭伦改革
进入公元前7世纪，这种贵族政体渐渐地暴露出与雅典现状的不相适应，相对于经济基础建立在土地所有制上的贵族阶级，依靠工商业强大起来的新兴阶段开始抬头，但是却空有经济实力却无法参与国政。开始了反抗贵族之路。
这些自由市民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公元前620年的法律条文化，贵族阶级也因此失去了司法权，无法像在法律不成文的时代那样随心所欲。
但是这并不能消除“自由市民”的一不满，于是，梭伦登场了，公元前594年，开始了历史著名的“梭伦改革”。
梭伦自己既不属于新兴的工商业阶级，也不是出身重债缠身的自耕农阶级，而是拥有大片土地，在雅典举足轻重的名门望族之后。
梭伦首先制定了拯救被重债缠身的自耕农的政策并使之法制化。为此，农民的债务被大幅度地削减。
同时，他还废除了因无法偿还政务而被迫为奴的旧制度，彻底废除了在古代被认为理所当然地以人身偿还债务的制度，这是古代社会第一个尊重人权的例子
梭伦自身似乎是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拒绝了激进派市民的提案，即没收私有土地为国有，然后将土地重新进行平等分配的提案，对此梭伦写道：
我们给了市民们适当的名誉。我们不剥夺他们已有的权利，但也不再新加任何权利。
梭伦改革的最大着眼点是政治改革：他首先开展了人口改革，并以调查结果为依据，制定了个人权利与其所拥有的不动产成正比的政策。如此一来，参与国政的权利不再受出身左右。
梭伦根据财产的多少，将雅典市民分成四个等级，根据收入，从高到低依次为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及无产市民构成的第四等级。
各等级业务：
- 第一等级，第二等级：义务服骑兵兵役，自备军备，军装与马匹
- 第三等级：义务服重装步兵兵役，自备军备，军装
- 第四等级：义务提供轻装步兵或舰队成员
各等级义务：
- 政府要职由第一，第二等级的市民担任
- 行政官僚由第三等级担任
- 第四等级只有选举权
3.1.3 克利斯梯尼改革
开始投资动产的雅典市民，迟早会对以不动产为基础的政体心怀不满，只是没人敢于正面挑战梭伦的权威。在梭伦死后，庇西特拉图作为独裁者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政体的变迁可以从教科书上学到，但是判断一种政体的好坏，有时和教科书不一样，在庇西特拉图独裁的20年间，不仅给雅典带来和平与秩序，还带来了经济上空前繁荣。
公元前510年，庇西特拉斯的儿子的独裁统治被克利斯梯尼推翻，面对矛盾重重的雅典，克里斯梯尼开始了他的改革。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他“将体制改革得更加民主”
- 行政改革：将雅典的领地分成三大区，每个大区划分20个小区，各小区根据人口再分若干“居民区”。而后, 这种“居民区”成为雅典的行政基础。此项改革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因单纯行政上的目的而将国土进行分割的例子
- 政治体制改革：克利斯梯尼的改革出现的政体叫民主政体
- 强化市民大会权力：20岁以上的所有雅典市民有权参加市民大会，实行一人一票（直接民主）。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与外国缔结和约等外交及政府首脑选举等内政事务
- 保留梭伦改革的四个等级，但划分标准从原来的农业收入，变成无行业区别的收入
- 五百人会议：由30岁以上的雅典市民组成，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即官僚或政府公职人员）
- 国家战略官：由任期一年的10人组成政府官员，重新命名为“内阁”
- 陶片放逐法：市民可以将自己希望放逐的人名字写在陶片上，在市民大会上投票，每年只要过半数，就有权把市民认为权威和权力将会威胁雅典的市民逐出国外10年。放逐不会损害该市民的名誉，即使遭到放逐，当事人也不会觉得羞愧，他不会失去市民权，财产不会被没收，只是被逐出雅典。显然是为了防止某人独裁（但是也会被用来对付政敌）
由此，诞生了世界史上第一个由普通市民直接参与国政的政体。在雅典，无论多么无知，只要是市民，他的权利都受到绝对的尊重。但是不具备市民权这一形式的国籍的人则完全没有参政权。关于成为市民的条件，可以参考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册提到的市民条件
苏格拉底说过，祖国的法律即使不好也要遵守，为此他拒绝了逃亡国外的劝告，而被处以死刑。同时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则不愿殉法，早早溜之大吉。对于雅典市民来说，雅典是他的祖国，对于出生地不在雅典的亚里士多德，他没有义务为雅典的法律牺牲自己。
但是，和市民缴纳同样的税金，非但没有被选举权，甚至连选举权也得不到承认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也不少见（比说要求人民感恩政府的某国）
3.1.4 伯利克里时代
伯里克利从进入雅典政界的那一年起，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几乎年年当选“国宝战略官”，并且大部分时间被选为议长。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伯里克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雅典人无须羡慕任何其他国家的政体。我们的政体不是模仿他国得来的。我们的制度要成为别人的模范。我们的政体之所以称为民主政体，是因为政权在多数公民手中，而非少数人手中。
在这一政体下，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担负公职的人能够得到的荣誉，不是因其出身，而在于他的努力和贡献。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贫穷而默默无闻。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一样，享有充分的自由。雅典市民享有的自由程度之高，甚至连怀疑、妒忌都是自由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忘却日间劳作的辛苦。每年在规定的日子里，举行各种比赛和祭祀，不忘让我们的居所变得更加舒适。……
在教育制度上，我们的竞争对手（隐指斯巴达人）从孩提时代起，即加以最严格的训练，使其成为勇敢的人，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他们那样严酷。但是，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表现出来的勇气不在他们之下。
我们不学习他们通过非人的残酷训练来应对考验，我们用每个人所具备的能力，即决断力，来应对考验。我们的勇气不是产生于法律的要求，而是源于每个雅典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各自的行为准则。……
我们爱美，但我们有度；我们尊重智慧，但绝不迷恋于此；我们追求财富，但我们只会尽可能地利用它，而不以此炫耀。
在雅典，贫穷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为脱离贫穷而努力。我们尊重个人利益，却是为了更加关心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在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事业中表现出的能力，同样可以服务于公共事业。
在雅典，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会认为他爱好和平，我们认为他不具有市民的资格。
时隔2500年后，作为一句x国人，读起这段话，不免心生感慨: 2500年前雅典人的权利与追求，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甚至越走越远
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留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雅典所作的评价是：
表面上看实行的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3.2 斯巴达
公元前1200年前后，多利亚民族挥军南下，征服了土著居民后，建立了城邦国家–斯巴达。
征服者的子孙，构成现有统治阶级的斯巴达人，他们是自由市民及其家人，共约1万人。服兵役是这些血统纯正的斯巴达人的唯一工作，参与国政的权利也只有这些人享有
有市民权的斯巴达人并非一成年便有权出席市民大会，行使自己的一票权。他们必须等到30岁才能享有这些权利。市民大会由30岁以上的斯巴达人组成，险些之外，还有长老会议。
- 长老会议：共有议会28人，年龄都在60岁以上，由市民大会选出，任期为终身制
- 国王：人数为2位，由两家名门望族世袭，同时执政。即二头政治
公元前7世纪后半中，来库古进行的改革进一步稳固了这一体制，使得斯巴达的风格更加激进，与梭伦的改革决定了雅典的风格一样，来库古决定了斯巴达的风格
3.2.1 来库古改革
来库古的改革使斯巴达更加彻底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斯巴达人的日常生活更是以军务为至高目的。
孩子一出生，就要经过长老们的检查。经过检查，判断一个孩子是否能健康、平安地长大，被认为不够健壮的孩子当即会被抛弃或沦为奴隶。
被认为有希望成为强壮战士的婴儿由父母抚养到6岁，一到7岁，便要离开父母开始集体生活。他们与同龄人一同生活，按照以培养合格战士为目的的严密计划接受教育。
到了20岁，斯巴达人就开始服兵役，一直到60岁退役。30岁之前有义务过集体生活，即使结了婚，晚上也必须回到兵营。无论是少年的宿舍还是战士的兵营，都没有相应的建筑物，他们都要生活在帐篷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斯巴达人可以忍受恶劣的环境。
在过了30岁才被认为是独立市民的斯巴达人，可以和妻儿一起在有墙有屋顶的室内生活，也只有独立市民才能享有这种权利。
由于斯巴达人一切都服从于军事目的，所以其军事力量之强大令人惊畏。尽管军队数量很少，但是其威名甚至远震波斯。在希腊，一提起精锐部队，指的就是斯巴达的步兵军团。
但是，斯巴达除了战士什么都不产。哲学、科学、文学、历史、建筑和雕刻，没有留下任何一样东西。非要说留下了什么东西，那就是一个词——“斯巴达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