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年后在家略为空闲,就写了篇思考与感悟:

「上面的意思是好的,就是下面的人执行出了问题」

「下面的人也没办法,毕竟这是上面的规定」

那事情没做好,究竟是谁的原因?

「上面」与「下面」的关系与内在逻辑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翻开中国漫长的历史,一探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关系.

2 牧民之道

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号为「天子」,代表上天来统治臣民,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虽然想当皇帝的人有很多个,但皇帝这个岗位实际只能有一个人在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么多的「王臣」与「王土」,皇帝一个人自然是管理不过来,就需要三公九卿等文武百官。

封建官僚拿着皇帝给予的权力和薪水,逐级管理着小农。

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

3 利益之差

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只能逐级向下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扩大这种压力。这样,压力传导到最后的小农便会呈几何级数扩张。

疫情期间,各地都出现「层层加码」的现象,这也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作用的现象。

对封建官僚来说,假如中央要求州上缴赋税10万石,每个郡平均上缴1万石;每个州向郡下达任务时,可能会要求上缴10万石,每个县平均上缴5千石;郡向县下达任务,可能就会要求每个县上缴一万石;

这样既能满足上级的要求,又可以截留剩余的税赋,还师出有名,可以把锅甩给上级。

说到底对国家财富具有所有权的,是帝王,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地盘,民不聊生对他们也没有好处。

封建官僚却完全不同,只要达到目的,管你大浪滔天,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

3.1 王朝周期循环

中国封建王朝轮回更替两千多年, 尽管每朝每代制度不尽相同,但是总逃脱不了所谓的王朝周期循环:

  • 阶段1:新朝初立,连年征战国家元气损伤,人口凋零,开国君主多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休养生息,鼓励民众生产,轻徭薄赋
  • 阶段2: 王朝强盛,人口剧增,土地兼并,社会阶级逐步分化
  • 阶段3: 王朝末期,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工作,成为流民,揭杆而起。一切变为废墟,破而后立,直至新朝建立, 开启新一轮循环。

如果从封建官僚的角度来分析王朝周期循环的原因:

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

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

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毕竟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又怎么会遵守规则呢?

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3.2 官僚利益

总有人奇怪,为什么明朝皇帝崇祯不像唐玄宗,宋高宗那样,在贼兵临城时,跑路迁都南京。

如果再翻开史料,重现当时的场景,就会发现,既有崇祯主观的因素,也有官僚在背后推波助澜。

崇祯十七年,当时李自成已兵临北京,形势危急,右庶子李明睿劝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皇帝告诉他:“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

李明睿说:“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并请崇祯勿犹豫,尽快决断。

崇祯帝一直有意迁都,崇祯对众臣说:“李明睿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于社稷,朕将何往?又劝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诸卿以为如何?”

首辅陈演反对南迁,并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其事遂不了了之

为什么官员们把调子提得这么高呢,莫非迁都真的事不可为?

平心而论,崇祯着实算不上一位好老板,性格存在缺陷,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并且有不少恶劣的前科:

「崇祯十五年, 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想和满清议和而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商议计划, 没想到事情泄漏,被朝臣知晓,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

崇祯就把议和责任都推到兵部尚书陈新甲, 并将其下狱斩首。」

面对这样性格的老板,即使知道迁都是个明智之选,官僚们明面上都不会赞同这样的建议。

如果能打退贼兵,老板如果面子挂不住,又要追究迁都的责任,那我们附和迁都建议的都可能完蛋。如果打不退贼兵,双膝朝下,跪谁不是跪,只是换个老板而言。

所以对于官僚来说,最佳的选择就是把调子拨得高高的,君王死社稷,我们都要和陛下共存亡,死战不退。这样官员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首辅陈演想逃离北京,但因家产太多而未果。他主动向农民军献白银四万两。稍后,其家仆告发,说他家中地下藏银数万。农民军掘之,果见地下全是白银。

另一民变领袖张献忠后来称帝,以陈演的女儿为皇后,陈演的儿子为翰林学士。

想起韩国电影《辩护人》中关于爱国者的论述:

你不是真正的爱国者

你是让善良无罪的国家生病的蛆虫,军事政权肮脏的帮手而已

说出真相,那才是真正的爱国

官僚利益与皇帝利益并不一致,管你洪水滔天,还是民不聊生,反正民不是我家的,国不是我家的,钱才是我家的。

3.3 服从性测试

对于皇帝而言,官员的能力,品格,尚在其次,皇帝最关心的是忠诚。毕竟品格越高尚,能力越出色,但是怀有二心,对皇帝的危害就越大。

所以皇帝就派自己家奴去监视官员。但俗话说,「人心隔肚皮」,皇帝也没有办法知道官员的心思。皇帝是想到的办法,就和我们玩狼人杀一样,就是「观其言,察其行」,看你们是否表里不一。

所以对于官员们「层层加码」的行为,就能明白其背后的逻辑:对于「上面」的命令,「下面」的执行不到位,就容易被理解是对「上面」不忠诚。

所谓「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何况即使你100%执行到位,隔壁的同行150%执行到位。相比之下,你就变成执行不到位,就容易「内巻」起来,变成相互竞争加码。

对于官僚而言,正确的命令要坚决执行,不正确的命令也要坚决执行。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又有什么解究呢?

对于不正确的命令,如果官员执行到位,他不会有任何的错,因为错在「上面」。但因为「上面」不可能出错,所以就变成了大家都没有错。如果执行不到位,那么「上面」就可以认为,是执行有问题,而不是决策有问题,其罪在你。

因此,权衡之下,官员的最佳选择就是加倍执行命令,无论对错,甚至还可以夹带点私货。

何况,不正确的命令也是一种服从性测试。如果君王知道你在民怨沸腾的情况,还把不正确的命令也如实执行了,会认为你对君王忠心不二,简在帝心。

不正确的命令也要执行,那小农的死活怎么办?

权力运行自有其规律:**权力只对来源负责**.

老爷心善,见不得穷人, 把他们赶走吧。

4 决策权与信息权之争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帝国的主人,对帝国的政策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拥有决策权,并不意味着皇帝都能在问题上作出正确的抉择,官僚们只能俯首听令。

面对皇帝的政令,官僚们自有应对之策,皇帝拥有决策权,但做出决策的前提是有充足的信息,对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但皇帝囿于深宫之中,又如何能知天下事呢,只能听从官僚们的汇报,所以说,影响皇帝决策的信息权,掌握在官僚手上。

官僚们可以通过隐藏,截留,篡改信息,以误导皇帝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天朝的崩溃》就有提到,原来在鸦片战争期间,直到英军直逼天津大沽口, 道光皇帝才知道战事之靡烂,防备之严峻,而北京几乎无险可守,此前道光皇帝还一直以为清军战事占优。

而皇帝对官僚们隐瞒信息的招数,自然是心知肚明,所以自明朝起,皇帝就开设东厂与锦衣卫,通过特务机构来打破封建官僚的信息垄断。

受电视剧影响,我们总以为东厂首领权倾朝野,对百官予取予求。但本质上,东厂首领钦差掌印太监,只是皇帝的家权,他们的权力都来源于皇权,所以他们忠诚的对象只能是皇帝。又因为他们生理缺陷,无法生育,也无法将权力延续,自然不会对皇权产生威胁。

即使是明熹宗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在崇祯登基后,一纸诏书就将其赐死。

通俗理解,在明朝以前,是官僚集团与皇帝在玩二人转;皇帝招架不过来,就拉了些信得过的家奴,和官僚一起斗地主。

在现代社会,各种媒体资讯发达,官僚已经无法垄断信息权。

想起英剧《是,大臣》里面的一个情节,外交部大臣竟然是通过电视来了解最新的国际时事的,既滑稽又现实。毕竟记者都跑得比较快。

4.1 信息反馈与决策

信息权无法再被垄断,但还可以人为制造信息的茧房:

王小波先生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有一篇文章,名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

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虽说信使带来的消息的好坏,决定人并不是信使本身,并不妨碍君王把他们当作老虎的点心。

正常人都会趋利避害,长此下去,君王只会听到各种花团锦簇的好消息,不会听到任何反映现实的坏消息,就这样活在了自己制造的信息茧房里。缺乏现实感,又怎能作出正确的决定的呢。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所谓的「以人为鉴」就是指臣下能如实说清事实,指明对错。君主要有容人之量,臣下要有犯颜直谏的勇气。

即使魏征经常把李世民怼得脑壳疼,甚至把李世民的宠物鸟都憋死了(太宗怀鹞),也没见魏征去当老虎点心。

「以人为鉴」既要有识人之明,又要有容人之量,更要有自省之心。只愿开美颜,就只会看到美照,苏大强都觉得自己是吴彦祖。

5 出路在何方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试图调解国共关系,化解政治危机。

7月4日下午,毛泽东接待黄炎培等人,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存在一个从兴起到消亡的周期率,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欣然笑对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我们要)用民主来打破历代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跳出这种兴亡「周期率」。”

6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