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有心仪工作的城市房价太高，而房价合适的城市没有心仪的工作。
梦想买不起，故乡回不去。
眼看着大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却难觅容身之所。
为什么房子这么贵？为什么归属感这么低？为什么非要孤身在外地闯荡，不能和父母家人在一起？
这些问题都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置身事内》这本书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结合书中的内容和我自己的阅历，我也有了些自己的浅薄见解，我希望把作者的书，读成我自己的书。
先把形成这个结果的历史原因与决策摆出来：
2 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施的一系列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可总结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这是一切故事的起点。
3 分税制改革
办事要花钱，如果没钱，话说得再好听也难以落实。钱从哪来，从税里来。所以要真正理解政府行为，必然要了解财税
3.1 财政包干：1985-1993
财政承包始于1980年，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
1980—1984年是财政包干体制的实验阶段，1985年以后全面推行，建立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既然是承包，当然要根据地方实际来确定承包形式和分账比例，所以财政包干形式五花八门，各地不同。比较流行的一种是“收入递增包干”。
以1988年的北京为例，是以1987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设定一个固定的年收入增长率4%，超过4%的增收部分都归北京，没超过的部分则和中央五五分成。假如北京1987年收入100亿元，1988年收入110亿元，增长10%，那超过了4%增长的6亿元都归北京，其余104亿元和中央五五分成。
广东的包干形式更简单，1988年上解中央14亿元，以后每年在此基础上递增9%，剩余的都归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后续广东的财政收入增长高于9%, 那么能留下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事实也是如此）
财政承包制下，交完了中央的，剩下的都是地方自己的，因此地方有动力扩大税收来源，大力发展经济。
3.1.1 问题：地方越富，中央越穷
税制是这样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出现了中央财政越来越穷的问题。
正常人都希望是自己手上的钱越来越好，要交的钱越少越好，地方政府也不例外。
一方面，地方政府控制预算收入增长，避免增长过快，毕竟账面上增加得越多，要交的就越多；另外一方面，虽然地方预算内的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但预算外收入则可以独享，地方政府就可以通过给企业免税，再用其他手段，把应收的税款收回来，就能免于与中央分成。
就出现了，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地方政府越来越富裕，中央却越来越穷的问题。
翻开中国漫长的历史，就会发现，「弱干强枝」乃取祸之道，不利于政治稳定，所以税制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3.2 分税制改革：1994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
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税种是增值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4。改革之前，增值税（即产品税）是最大的地方税，改革后变成共享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 企业只要开工生产，不管盈利与否都得交增值税，规模越大缴税越多。
分税制改革，地方阻力很大。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过得很舒服的广东省，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分税制。与广东的谈判能否成功，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推行。为了这项改革的展开，朱镕基总理亲自带队，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走了十几个省，面对面地算账，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最后广东还是服从了大局。
分税制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也是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但分税制改革的影响深远，还远不止于此。
有钱才能办事，而税收又关系到政府能收到多少钱。
而分税制改革又调整了税收分配模式，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为地方政府后续搞「土地财政」埋下了伏笔。
4 土地财政
4.1 缘起
1994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却减少了其手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钱变少了，活还是要照干，地方政府环视一圈，盘了下自己手上有什么资源可以用，最后把目光投到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资源：**土地**。
4.2 土地财政
所谓“土地财政”，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其中大部分税收的税基是土地的价值而非面积，所以税收随着土地升值而猛增。
这些税收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和土地相关的税收，其收入百分之百归属地方政府; 另一类税收则和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有关，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要与中央分成。
4.3 土地金融
再穷的国家也有大片土地，土地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土地之上的经济活动。
若土地只能用来种小麦，价值便有限，可若能吸引来工商企业和人才，价值想象的空间就会被打开，笨重的土地就会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它不会移动也不会消失，天然适合做抵押，做各种资本交易的压舱标的，身价自然飙升。
地方政府就可以把与土地相关的未来收入资本化，去获取贷款和各类资金，将“土地财政”的规模成倍放大为“土地金融”
4.3.1 城投公司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
这些公司名称大多有「建设投资」和「投资开发」的字样，因此统称「城投公司」
5 房价与债务
5.1 房价的影响因素
房价短期内受很多因素影响，但中长期主要由供求决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房屋供需都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因为年轻人是买房主力。
年轻人大都流入经济发达城市，但这些城市的土地供应又受政策限制，因此房屋供需矛盾突出，房价居高不下。
“好消息"是因为房价高企等种种原因，中国的出生人口正逐年下降，按照「官方数据」, 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34%. 而2022年的人口数据还没有公布，各方估计有望下降到1000万以下，甚至实现自然增长率负增长的目标。
这就是意味着，对于等等党来说，再多等个十几年，大概率就没有年轻人和你争买房子了，就可以在梦想的地方，以梦想的价格买到想要的房子。
5.2 政府债务与房价
随着城市化和商品房改革，土地价值飙升，政府不仅靠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支撑起了“土地财政”，还将未来的土地收益资本化，从银行和其他渠道借入了天量资金，利用“土地金融”的巨力，推动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债务。这套模式的关键是土地价格。
只要不断地投资和建设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城市就会扩张，地价就会上涨，就可以偿还连本带利越滚越多的债务。
可经济增速一旦放缓，地价下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累积的债务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可能压垮融资平台甚至地方政府。
而据中国冰川思想库研究员提供的数据，截至2022年，中国城投债（就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借的钱）规模可能达到65万亿，中国人均负债5万元。
我画了一张系统循环图来分析其中的因果关系：
（系统循环图：A ->(+) B代表: A的增加会导致B的增加，A的减少会导致B的减少；A->(-)B代表：A的增加会导致B的减少，反之亦然）
可见，主客观上，政府和官员都不会想土地价格降下来，因为一降下来，地方政府可能被债务压垮，官员个人待遇也会大受影响。
另外，因为政府垄断了土地，而土地的供给又影响土地出让的价格，所以政府必然会制造供给侧的短缺，以拉高土地出让的价格。
而土地出让价格又是房价的大头，所以政府是不会想房价降下来的。
5.3 银行信贷
2008年至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出台“4万亿”计划，同时不断降准降息，放宽银行信贷（也就是所谓的「大放水」），这些资金找到了基建和房地产两大载体，相关投资迅猛增加。
虽说银行增加货币供给，增加信贷比重，但是各种实体企业总是喊「借钱难，借不到钱」，这是因为银行尤其偏爱以土地和房产为抵押物的贷款。
先看住房按揭: 银行借给张三100万元买房，实质不是房子值100万元，而是张三值100万元，因为他未来有几十年的收入。
但未来很长，张三有可能还不了钱，所以银行要张三先抵押房子，才肯借钱。房子是个很好的抵押物，不会消失且容易转手，只要这房子还有人愿意买，银行风险就不大。而房子具有普适性，李四要买的房子可能就是张三要卖的房子。
若没有抵押物，张三的风险就是银行的风险，但有了抵押物，风险就由张三和银行共担。张三还要付30万元首付，相当于抵押了100万元的房子却只借到了70万元，银行的安全垫很厚。
再来看企业贷款: 银行贷给企业家李四500万元买设备，实质也不是因为设备值钱，而是用设备生产出的产品值钱，这500万元来源于李四公司未来数年的经营收入。
但作为抵押物，设备的专用性太强，价值远不如住房或土地，万一出事，想找到人接盘并不容易。就算有人愿意接，价格恐怕也要大打折扣，所以银行风险不小。但若李四的企业有政府担保，甚至干脆就是国企，银行风险就小多了。
这就是加大流动性，资金也流不到实业企业中去的原因。
这也是个马太效应，除了有政府担保外，借了钱又还不上的企业成了大爷，银行担心这家企业还不上钱，破产，坏账，也有意愿再借钱给他，借新债还旧债。
5.4 居民债务
根据央行的统计，2008年之后的10年，我国房价急速上涨，按揭总量越来越大，居民债务负担上涨了3倍多。
居民债务中有53%是住房贷款，24%是各类消费贷（如车贷）。这一数据可能还低估了与买房相关的债务，毕竟一些消费贷也被用来交首付买房了。
总体看来，我国居民的债务负担不低，且仍在快速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上涨。
而居民债务居高不下，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
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几乎全部是房产，其中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按揭，负债率很高，很容易受到房价下跌的打击。
5.5 房价下跌与债务风险
债务关系让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任何部门出问题都可能传导到其他部门，一石激起千层浪，形成系统风险。
银行既贷款给个人，也贷款给企业。若有人不还房贷，银行就会出现坏账，需要压缩贷款；
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就难以维持，需要减产裁员；于是更多人失去工作，还不上房贷；银行坏账进一步增加，不得不继续压缩贷款……
如此，恶性循环便产生了:
如果房价下跌太多，房子的价值比要还房贷还低，而还贷圧力又超出可承受范围，债务人就有可能放弃首付，断供，造成银行坏账.
如果各部门负债都高，那应对冲击的资源和办法就不多，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危机, 原因有二:
- 负债率高的经济中，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迅猛。若债务太重，收入不够还本，甚至不够还息，就只能变卖资产，抛售的人多了，资产价格就会跳水
- 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信贷收缩，导致资金链断裂。借债往往需要抵押物（如房产和煤矿），若抵押物价值跳水，债权人（通常是银行）坏账就会飙升，不得不大幅缩减甚至干脆中止新增信贷，导致债务人借不到钱，资金链断裂，业务难以为继。
一个部门的负债对应着另一个部门的资产。债务累积或“加杠杆”的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会推动经济繁荣。而债务紧缩或“去杠杆”也就是商业活动减少的过程，会带来经济衰退。
举例来说，若房价下跌，老百姓感觉变穷了，就会勒紧裤腰带、压缩消费。东西卖不出去，企业收入减少，就难以还债，债务负担过高的企业就会破产，银行会出现坏账，压缩贷款，哪怕好企业的日子也更紧了。
说出来有点难以置信，就是房价下跌，最终会影响到卖皮肤氪金的游戏公司和收交易手续费的金融科技公司，甚至出现裁员的情况。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未来的房价会是「跌不下，涨不上，买不起，卖不动」
5.5.1 疫情与债务风险
如果把疫情这个超大号黑天鹅与政府的应对造成的影响再纳入分析范畴，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5.6 人口与债务风险
如果把人口数量这台灰犀牛纳入到分析范畴，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系统循环图的 -||-> 标识表示滞后效应，产生作用需要时间)
6 解决办法
6.1 政府债务
任何国家的债务问题，解决方案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偿还已有债务；二是遏制新增债务，改革滋生债务的政治、经济环境。
6.1.1 偿还已有债务
如果借来的钱能用好，能变成优质资产、产生更高收入，那债务负担就不是问题。
但如果投资失败或干脆借钱消费挥霍，那就没有新增收入，还债就得靠压缩支出：居民少吃少玩，企业裁员控费，政府削减开支。
但甲的支出就是乙的收入，甲不花钱乙就不挣钱，乙也得压缩支出。
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整个经济就会收缩，大家的收入一起减少。若收入下降得比债务还快，债务负担就会不降反升。
还债让债务人不好过，赖账让债权人不好过。所以偿债过程很痛苦，还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
相比之下，增发货币也能缓解债务负担，「似乎」还不那么痛苦，因为没有「明显」的利益受损方，实施起来阻力也小.
但增发货币大概率会导致通货膨胀，国民手中的钱变得不值钱了，相当于全体国民为政府的债务买单
按照我们政府对国民负责任的态度，相信最终还是会选择这条路。
6.1.2 遏制新增债务
理解了各类债务的成因之后，也就不难理解遏制新增债务的一些基本原则：限制房价上涨，限制“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限制政府担保和国有企业过度借贷，等等。
但困难在于，就算搞清楚了原因，也不一定就能处理好后果，因为“因”毕竟是过去的“因”，但“果”却是现在的“果”，时过境迁，很多东西都变了。
好比一个人胡吃海塞成了大胖子，要想重获健康，少吃虽然是必须的，但简单粗暴的节食可能会出大问题，必须小心处理肥胖引起的很多并发症。
为此，近几年政府出台了限制供给侧的政策，包括「房住不炒」，「三道红线」等等。
只是，在疫情的第三年，在清零导致的财政压力下，这些限制又有解绑的趋势。
6.2 居民债务
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
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成为低收入人群谋求发展的机会，而不是变成人口流动的障碍。
很多事情都是提出愿景容易，执行落地难：
按照有关部门统计，2020年，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就业的83%, 也就是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做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毕竟系统调优，也是针对热点，调优效果最好。
要发展好民营企业，就需要建立好的营商环境；
完善法律法规，不要再你法我笑；
提高宽松自由的环境，放宽媒体限制；
政府退出各种高利润的垄断行业，不再与民争利，不要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关于官营商业，盐铁专营的弊端，二千年前的《盐铁论》中，贤良文学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晰了。
- 尊重与保护劳动者权益，把劳动者当作「人」而非「矿」
- 要让人口流动起来，就要改革革户籍制度，不要把农民绑死在土地上
- 效率低，营收差的国企要有退出机制，政府不能无限地为其输血，兜底
- 要完善法律法规，就要做到依法治国。年少时，听到依法治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八个字的准则，觉得理所当然。年纪渐长，才读懂背后的含义，原来有很多「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的情况，也难怪会出现「你法我笑」的情况。
- 要政府不再与民争利，退出垄断行业，就要改革已有的经济结构。
- 要创新，就需要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因为创新就和基因突变一样，是无序的，甚至开始是异端的。量变产生质变，只有有足够多的创新，才能由市场进行选择，优胜劣汰，留下市场认可的创新。产品创新和生物进化一样，都是肥沃土壤，长出百花齐放的结果，不是哪个造物主指明的方向。
- 开放媒体，加强对行政执行和腐败的监管。
- 政府瘦身，建立小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也减少对财政的压力。
解法办法就在这里，但知易行难。 改革从来都不是请客吃饭，都是要下大决心，有壮士断腕的狠劲。
这些都是结构性的问题，只能做结构性改革。
但「深化改革」的口号，从我上小学，一直喊到我上大学，至于我们是离目标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南辕北辙，摸着石头倒车。
相信大家心里还是有杆称的。
对于历史债务，Leader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不重构是等死，重构是找死」，但是我们选择的路，大多是找死。
7 总结
7.1 以古为鉴
年少时读史，觉得汉武帝刘彻战功赫赫，封狼居胥，扬我大汉雄武之风，不愧为武帝之名。
年青时再读史，会读到许多对汉武帝的批评，说其穷兵黩武，不惜民力，无数英魂埋骨他乡，户籍几近减半。对批评甚是不解，认为凡事都会有代价。
年长些，出外为三餐奔波谋生，再读史，就会对汉武帝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十年匈奴之战，败光了他祖父和父亲「文景之治」所积累的财富家底，政府财政全面恶化，就出台了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盐铁官营」政策，与民争利，不如此不足以应付政府的开销；后来甚至出台了告发富人瞒税，告发人可获告发金额一半的，严重败坏社会道德「告缗令」，令汉朝的中产阶级和富人阶级被一扫而空，甚至出现100倍于前代的超级通货膨胀。
就我这种黔首看来，武帝可谓是独夫，我不想成为代价。
但即使「雄才大略」如汉武帝，晚年面对糜烂的政局，还是下了「轮台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错误。
7.2 写在最后
在经济规律面前，无论多强势的强人，都只能屈服。
而无形的经济规律，可以理解成国人所谓的「势」，理解经济规律之后，我们可以顺势而为，而非逆势而动，被时代的大势无情碾过。
毕竟古诗有云：「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